【捕鱼王】怪将王劲哉的后半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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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王劲哉的功过，评说不一，至今还未有一篇全面评价他的传记。从许多资料中显示，王劲哉是陕西省三原县人（有人说他是陕西渭南市人），原是西北军杨虎成将军的部下。1934年任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。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后任三十五师师长。1937年开赴山东曹州前线，参加豫东会战，部队减员，后归汤恩伯指挥，开往江西，鄂南（咸宁）一带整训，改编为一二八师。1938年参加了武汉保卫战，武汉失守，退居汉（阳）沔（阳）一带。起初司令部设在彭场，后移驻仙桃。1939年冬日军占领仙桃，司令部退驻峰口。1942年，所部古鼎新旅叛变投敌。1943年春，日军兴十万之众，围歼一二八师，全军覆没。王劲哉于2月25日下午5时被俘。一二八师全军覆没之前，占据有沔阳（包括今洪湖市）、天门、潜江、监利、嘉鱼数县之广大地区。1968年3月27日病逝，终年七十二岁。

一、被俘以后

王劲哉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十分，在监利县柳关镇官湾被俘。次日，发表了《告部下及一般民众书》“对日军之宽大处理，甚为感谢。”号召其部下“与日军协力，以效忠勤于新国民政府。”（见北京《新民报》1943年3月2日）。解放后，王劲哉曾否认这一《声明》，但是在他被俘后实际干了些什么？还是看他的实际行动吧！

王劲哉被俘后，初拘监利，三月十六日解送到汉口，九月十六日解送南京，二十一日到达，住台下路国民饭店。十天后，敌派会说中国话的宪兵藤井专程往南京，送给十几万元生活费，后移居锅底77号，住正房三间，两边厢房各四间，允许在南京城内自由活动。不久，伪中央政府参事黄吉兮（沔阳仙桃人）求见，献计王劲哉，请求汪精卫调他到伪国民政府，并代王写了报告，后因汪精卫病逝而未果。一九四四年冬，有一山东人张某找到王劲哉，说他有一支人马要王劲哉去带领，王一听大喜，立即报告日本宪兵准尉高桥，几天后敌人派宪兵大尉立花和高桥，同王、张去郑州，到郑州后，张某西洋镜被戳穿，狼狈而逃。这时，立花大尉要王劲哉到河南叶县当招抚使，王问“有多少军队？”立花说“请王阁下在地方号召。”王劲哉装病谢绝，遂同高桥到开封。在开封买了十两大烟土带回南京卖了，并送给高桥一些礼物，取得了高桥的信任。高桥每天晚上出外嫖妓，深夜要王伴送回家，以免妻子怀疑。后来，高桥又伙同王劲哉派人到郑州贩卖关金（钞票）数万，最后一次得利二千多万元，王劲哉就拿五百万给高桥。因此，高桥在上级面前尽说王的好话，说王愿意协同皇军打英米（指英、美两国。当时口号：大东亚是一家，共同消灭英米）。

一九四五年二月，高桥同王劲哉坐飞机到汉口。高桥见人就说：“王阁下要当总司令了。日本驻汉当局也设宴欢迎王劲哉。这时在汉的伪军官生怕王劲哉来后夺了他们的权，有的暗中串联反对，有的个别劝王离开武汉。这样王劲哉又回到南京，一天，高桥在王劲哉开名单找改口俘虏营要人成立军队，四月，高桥去武汉，五月给王带来三十几个人，二十七条破烂枪，在王劲哉的门口挂上了“皖南司令部驻京办事处”的牌子，王劲哉遂成挂名司令，在他卧室安上了专用电话机。

王劲哉在南京住了两年，当时他想些什么？一九五六年他给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伯平同志信中说：“我与蒋贼势不两立，我能逃到那里去？没路！到共产党方面去，总得有些本钱‘军队’，所以我那时总想做个既入虎穴（被俘），不得已的人了，他既没来，我就学个越王，弄些军队，一方面能够保我的命，带到中国的偏僻地方去看蒋贼所为，一个方面到共产党方面来。”

二、抗战胜利以后

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，王劲哉所带的几十人仍在南京，这时，李品仙部的李本一师长刘南京，王劲哉找到李本一，李答应王回十战区，给王一些步枪和六支手枪，并向浦口俘虏战营要了四百名兵士，编成五个连，仍用128师番号，由南京开安庆，途中截住日本汽船三艘，缴步枪三十余支、重机枪五挺及若干军用品，到安庆后，李品仙宣布王劲哉为四十师师长，并驻宿松县，同时，王劲哉派人到武汉收容旧部属。在宿松住了一个多月，突遭何应钦所派部队袭击，王部退至黄梅以西的北凉亭河，准备投奔李先念将军，但一直没联系上，加上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，力量逐渐减少。最后，王劲哉只好化装，逃往汉口，此时王的家属亦由南宁来汉，王即安置家属回陕西三原，王本人到郑州，在报上看到五师突围西去，王大失所望，遂由郑返陕，先住华山，后偕妻返三原，杜门谢客，当时，王五十有二，心灰意冷只想做个老百姓，岂知祸从天降，不久即为国民党胡宗南所拘，拘押西安南门外张家村胡宗南的军法处。

王劲哉初寄希望于胡宗南，给胡写信说，我被禁闭不知犯了何罪，希念抗日负伤被俘之苦，调查处理，王劲哉在狱中几经审讯，始送西安市小塔与胡宗南会晤，胡宗南态度暖昧，问了一些情况就派人送王回狱，接着王劲哉又给胡宗南写信说：“抗日时期，汤总司令对我如何不好，影响了杂牌军人对委员长的信念，你在天水，曾送我饼干，爱护周到，至今感激。”胡接信后，将王劲哉移送优待室，王暗暗高兴，盼望出狱。一天早晨，看守所长要王写个履历，王认为履历一交就可以释放了，因为兴奋不能入睡，少倾，所长来告：“现在送你到南京，军法处长一同去，你赶快起床，坐汽车到户县（陕西）机场。”王换上一件黑袍戴上一顶风帽，一副黑眼睛。穿戴完毕，看守所长又说：“在机上不准和任何人说话。”王劲哉一听，知道大事不好，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，他又气又急。适逢天气不好，飞机不能起飞，仍被送回军法处，这时，王劲哉借小便之机，察看了地形，发现围墙不高，便起了逃跑之意，他焦急不安地等到天黑，趁哨兵未上岗之机，越墙逃之夭夭了。

三、参加革命以后

逃出狱后第三日，他到了新筑镇的孝义庄，寄居在友人李党先家中，派人与解放军某部的王世泰司令员联络，并请代转给毛主席一封信，不久任命王劲哉为陕西自卫军纵队司令员，从此加入了革命阵营，一九四八年在绥德经中央西北局批准，吸收王劲哉为特别党员，一九四九年随军到关中，任渭南军区副司令员。一九五一年被停止党籍，因某种原因，调西北军区参议室任参议；一九五二年调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任参事；一九五三年加入民革。从一九五二年起曾任陕西省政协一、二届委员，常委等职。王劲哉参加革命工作后，工作吃苦肯干，曾在郃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，在参事室工作时，经常外出调查工作。后患病住院，多次与人谈话，感激共产党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为不能工作感到难过。经常鼓励其妻做街巷工作。他有时还尽力帮助做些工作。晚年，他对前半生作了回忆，在给省委书记赵伯平同志的信和自传中写道：“我在旧社会的生硬作风，以及一些草菅人命的事，我深深感到也认识到这是罪恶，今后只有加强学习，争取为人民当一个少犯错误的勤务员，赎我前半生军阀罪恶了。”

王劲哉一九六八年春，病逝于西安，终年七十二岁，对其历史功过自有人评论，但事实必须澄清，只有搞清楚事实，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，鉴于王劲哉的复杂一生，对他作出结论只有靠历史工作去考证了。